丧葬礼仪知识实践与生活传承

　　在儒家理论中，礼是安排国家秩序和创造稳定阶层社会的手段。仪式是促进秩序和防止混乱的工具。传统丧礼仪式记忆的演化与文本书写有关，但根本上还是依靠社会的演化，随着社会的需求，文字记载被不断地付诸于生活实践，社会发展又导致新的书写形式的出现。

　　所有知识，特别是有关同一对象的一般性知识，都以某种方式决定着社会的本性。而所有知识也是由这个社会及其特有的结构共同决定的。丧礼知识目的在于构建社会，但要将“礼”运用于复杂、庞大的社会，则需要有效的手段，比如提倡一套标准化的丧礼仪式过程和丧服制度，因此《仪礼》《家礼》、日用类书、民间礼书的丧礼记述总是强调“动作”，即具体的操作。仪式除了表现贵贱、亲疏、性别、长幼之别，也借由动作进行有关孝道的教化。透过动作来教导信仰。仪式模式化的动作，“彰显了原则和行为知识之间的关联。在遵循这些原则和行为之下，帮助学习者将这种关联变为习惯。他们所代表的是付诸行动的原则”。在丧礼知识传统的指导下，中国丧礼仪式自古以来形成一套基本的程序与动作，构成丧礼的基本结构，并深刻地体现“中国人”的行为、思维模式，丧礼知识传统推动的是正确行动，并得以实现的标准化的仪式，创造、维系着一个一统的中国文化，民众按照认可的仪式程序，投入文化整合的进程。仪式构成一种“文化黏合剂”，整合庞大、复杂、多元的社会，并强调标准化的仪式在维系中国文化上的中心角色。国家、官员、地方精英都在推动文化一统，努力维系、推广一个标准化的仪式结构。而这种努力之所以成功，一定程度上是因为社会阶层和地域背景不同的中国人，都能接受和容忍这类依据礼仪知识传统而构建的同质化（homogenization）的安排。

　　丧礼知识传统以其操作性的特征深入民众生活，在指导民间礼仪实践的同时，又不断地自我构建。丧礼知识在服务于社会理想构建的同时，更重要地在于不断地建构民俗生活。丧礼知识的实践体现着极大的差异性与一致性，中国各地的丧礼细节大不相同，但仪式的整体结构却是大致相同的。而这就是中国方式的文化标准化精髓所在，高度包涵的一统结构中允许高度的差异。

　　据了解，湖南湘乡当代丧礼呈现复合型的模式，以儒家丧礼为基本框架，与道教丧仪相配合，并杂有西乐表演、舞龙表演、腰鼓表演，且在守灵的夜晚有传统的唱夜歌。而这种模式恰恰是丧礼知识传统与地方生活实践互动的结果。复合型丧礼并不是湘乡独有的，在湖南、湖北常见这样以儒礼为框架，复合佛道等的丧礼仪式。这无疑与地域文化特征有重要关联，“虽然在北方诸夏眼中，楚人是蛮夷，有时，他们也自称‘我蛮夷也’，可在三苗之类土著蛮夷面前，他们又俨然诸夏。楚人实际上夹在北方诸夏和南方蛮夷之间，真正的身份‘非夷非夏’，‘亦夷亦夏’，楚人走的是一条‘混一夷夏’的路线”。“成熟型的楚文化，是以萌芽型的楚文化为本源，随着楚国疆域的扩大和民族的增多，在楚国的集权统治和开放政策的推动下，以华夏文化为主干，以蛮夷文化为助力，在这些文化交流、化合的过程中发展起来的”。因此楚人才会说出“抚有蛮夷，……以属诸夏”（《左传．襄公十三年》）如此楚人始终是将苗瑶等土著文化“化外”，而向诸夏看齐，于是区域文化内部的不平衡和差异使丧礼仪式具有复合型特色。而从山西闻喜的田野调查来看，丧礼则严格遵循儒家仪式，不参佛道，间有眉户戏剧表演。而这种模式也能很好地与山西长期以来浓厚的中原文化传统相应证。

　　儒家丧礼立足于哀，参与活动的人们始终表现得十分沉痛、哀伤。而湘楚之地，经过儒文化与楚文化的长期互动后，丧礼有了自己独有的特色。将哀乐、祭祀与娱乐结合起来，与传统的中原文化大相径庭。楚地丧礼哀乐与共，不沉湎于哀伤，更着眼于生者及未来的日子，因而，南方一些少数民族地区及偏远山区的丧葬礼仪是先哀后乐，将祭祀与娱乐结合起来。“牵合三教”被认为是湖南民间丧礼的特点之一，即做佛事、闹丧，僧、道、巫三家都混合出场，且难分彼此。这种现象源于湖南多神信仰的传统，特别是在楚国屈原时代就形成的“丑神就是鬼，好鬼便是神”的辩证神鬼意识，对湖湘文化深远，于是逐渐形成“道士作佛”“巫迎灵起鼓”以及“牵合三教”同时登场的局面。

　　而山西闻喜的丧葬礼仪，始终立足于在儒家礼仪框架之下，结合地方戏剧的有效传播，又与中央相关政策相配合的情况下，宣扬孝道、呼应核心价值观。

　　礼仪的制定渗透着制礼者的社会理想，承继历史的传统，而这种知识传统在民俗实践中则变得复杂、浑融。生活如一池活水，亦清亦浊，难辨义理、缘由，但却用包容的智慧践行自身的逻辑。丧礼过程给了民众充分的时间、空间消解亲人离世带来的冲击，有节奏的悲伤、热闹、沟通都有助于生命旅程的顺利过渡。丧礼是对亡者和生者的一个“交代”，一方面，通过维持表面的交际往来获得“面子”；另一方面，仪式是理想的情感表达方式。

　　“死亡”无疑是人生的、宗族的、家族的一场重大危机。但丧礼则是要将危机化解，并贯彻“孝”的伦理规范，维护社会秩序。丧礼知识在生活实践中构建社会秩序，但并非仅为一种工具性的表达，而是通过精美的设置传达对人的爱与尊重。朱熹在《家礼》自序中也阐述了他所认同和倡导的道德观、价值观，《家礼》的书写也充分体现了他以礼仪规范来匡正世俗的努力。丧礼中任何亡者都被视为一个重要的“人物”，此时此地，他（她）的一生被述说，被聆听，在儿孙围绕中往生他界荣升祖先，人生被丧礼画上圆满的句号。文章来源：《遗产与保护研究》2017年第2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