八宝山革命公墓拟改扩建成为中国首个国家公墓

三四月之交，清明将至，北京的八宝山革命公墓内人流如织，墓碑和骨灰盒前的鲜花多了起来。八宝山革命公墓的一位工作人员说，扫墓的烈士后代和高干陆续到来，4月3日上午，北京市市长王岐山和北京市一位副市长分别来此祭扫。

近日，北京部分媒体报道称，北京市已计划将八宝山革命公墓建成中国的国家公墓。记者前往采访，发现此事仍在设想中，“计划”之说言之尚早。但公墓将会扩大开放程度的消息被多家媒体报道后，再次引发了人们对这片新中国“红色”墓地的好奇。

设想中的国家公墓

八宝山革命公墓位于北京西郊，与八宝山人民公墓相邻，但与后者不同的是，这里安葬的大都为革命烈士以及具备一定级别的党和国家领导干部。革命公墓兴建之初，曾依逝者级别高低做过严格的安葬规定。

栖身八宝山革命公墓，一度被视为对革命者的一种荣誉追认。部分中共早期领导人和革命烈士—如瞿秋白和王荷波等18烈士—的遗骨，曾从他处被移至八宝山革命公墓；而那些被认为有政治污点的人—如康生、谢富治—的骨灰，则最终被迁出公墓。

2005年4月1日，《法制晚报》报道称，北京市已开始重新规划设计八宝山革命公墓，计划将其建成中国首个国家公墓。目前，有关计划已基本与民政部达成共识。经过专家多次研究论证，革命公墓改扩建工作已进入规划阶段。为解决革命公墓用地不足的问题，在革命公墓的北侧扩征260多亩山地，扩大现有规模。

随后，《北京青年报》、《京华时报》等北京媒体纷纷刊发相关报道。报道称，目前安葬在八宝山革命公墓的主要是革命烈士或者副部级以上干部，它升为国家级后其对外开放程度会增加，成为北京的新景点，但“门槛”不会降低。《北京青年报》称，“按照国外的惯例，只有现役、退伍军人以及有相当级别的政府官员才能安葬在国家公墓，改造扩建后的八宝山革命公墓也仍然会坚持较高的安葬人员标准，以保证其崇高的地位。”

不过，记者前往采访时，很多八宝山革命公墓的工作人员表示他们还是从记者这里第一次听说“国家公墓”的消息。“征了200多亩地没错，因为现在墓地紧张了。改为国家公墓的事我都没有听说。”八宝山革命公墓某科室负责人对本刊记者说。

北京市殡葬管理处相关人士在接受《凤凰周刊》采访时说，“国家公墓”已经进入规划设计阶段的报道并不准确。他承认，他们设想过将八宝山革命公墓改为国家公墓，“但我们还没有上报，北京市委还不知道这个事呢”。

目前，世界上很多国家均有自己的国家公墓，不过中国还没有一处国家公墓。美国华盛顿的阿灵顿国家公墓，被认为是美国最神圣的墓地，到现在为止，已安葬了26万余名军人，其中包括7000多名无名战士，乔治·华盛顿、乔治·马歇尔将军、约翰·肯尼迪总统以及曾帮助中国抗日的美国空军“飞虎队”指挥官陈纳德将军的遗体均安葬于此。在奥地利，有维也纳国家公墓；在德国柏林，有多罗顿国家公墓；在韩国汉城，有铜雀洞国家公墓。

北京八宝山革命公墓，原来的名字为“烈士陵园”，后改为“革命烈士公墓”，最后定名为“北京市革命公墓”。1970年更名为“八宝山革命公墓”，当时的国务院总理周恩来指示：“公墓不但作为烈士的安息地，还要成为教育后代的场所。”到1996年12月，八宝山革命公墓被北京市政府正式命名为“北京市青少年教育基地”。在《北京市殡葬设施发展建设规划》中，也明确表示，要开发革命公墓的红色资源以突出教育功能。

革命公墓50年风雨

鉴于其无可取代的历史地位，虽然还未上报国家公墓，人们还是普遍认为，成为国家公墓应该是八宝山革命公墓的未来发展方向。

建国之初，革命公墓的建设就提上了议事日程。1949年12月，北京市委、市政府即遵周恩来总理的指示，为纪念因中国革命而牺牲的烈士兴建陵园，时任北京市副市长的吴晗和秘书长薛子正具体负责筹备工作。多方勘察后，京西八宝山南麓的护国禅林寺被选中。当时寺内还住着一些道士和太监，据李威海编著的《伟人身后事：八宝山革命公墓纪实》，在将护国禅林寺辟为墓地的过程中，曾遭到道士和太监的抵触。

1949年，护国禅林寺共占地80亩，有殿堂、房舍57间，附属房舍84间。被民政局接管后，寺内的50余名道士和太监全部迁出。护国禅林寺的殿堂部分被改为现在的骨灰堂，寺院四周则被辟为墓葬区。

1927年被杀于北京安定门外箭楼西边的烈士王荷波和另外17个烈士，是最先移葬革命公墓者。移葬仪式隆重，周恩来主祭，李立三、彭真等人陪祭。1955年，瞿秋白逝世20周年，其遗骨由福建长汀被迁至革命公墓。

公墓最初均为土葬，1956年4月，毛泽东、周恩来、刘少奇、彭德怀、彭真等151位党和国家领导人，在中南海怀仁堂的一份倡议书上签了字，自愿实行火葬。1958年，八宝山革命公墓建立骨灰堂后，开始陆续有骨灰存放。

到1966年，八宝山革命公墓共建墓539座。文革开始后，红卫兵开始冲击公墓，整个十年动乱期间，被破坏的坟墓有120座，其中砸坏后起出尸体的坟墓有3座。瞿秋白的墓，是破坏最为严重的。因被戴上“叛徒”的帽子，在1966年，瞿秋白墓被几百名红卫兵挥镐夷为平地。

1979年后，墓地开始修复工作，包括瞿秋白墓在内的一百余座被破坏的公墓全部被修好。骨灰堂内，康生和谢富治的骨灰盒遭到其他逝者家属的唾弃和破坏，后经中组部同意，二人的骨灰被迁出骨灰堂。

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胡耀邦等人的遗骨均未安置在八宝山革命公墓。毛泽东的遗体陈放在毛主席纪念堂，周恩来的遗体火化后骨灰撒在祖国大地上，刘少奇的骨灰在拨乱反正后从开封迎回北京，胡耀邦的骨灰则安葬在江西省的共青城。北京市殡葬管理处一位工作人员称，建国后，一定级别的干部逝后去处一般有三：骨灰撒散；骨灰迁回逝者原籍；大部分葬在八宝山革命公墓。

从按级别定面积到以价格杠杆进行调整

八宝山革命公墓原定安葬对象为革命烈士，后扩大到一定级别的干部。1951年颁布执行的《革命公墓安葬暂行规则》规定，牺牲或积劳病故的革命军人和革命工作人员，经过申请批准后，均可安葬在革命公墓。而干部的级别，最初定为“县级以上及革命军人团级以上”。

到了1992年，革命公墓安置骨灰者的范围由县团级调整为司局（师）级以上干部，这一规定一直延续到现在。《北京青年报》报道所称“目前安葬在八宝山革命公墓的主要是革命烈士或者副部级以上干部”并不准确。

墓地的方位和墓穴的大小，和干部的级别正相关。按照规定，公墓庙前为县团级干部墓区，庙后东侧是地委级干部墓区，西侧是省委级干部墓区，再向上是中央领导干部墓区。墓穴用地，根据干部级别划分为三级区，安葬者需按各区级别顺序及面积大小使用，不得挑选和扩大。至于墓盖、石碑、月台的尺寸，也都针对不同级别干部有详细的规定。

前来办丧者，一律凭上级单位的介绍信（注明死者生前级别、担任职务）来确定入葬者安葬在哪个墓区，没有丝毫通融。

公墓建立骨灰堂后，也分为1、2、3……室，不同级别领导的骨灰应安放何室，置于正面或侧面，均有明确规定。所以，从遗体或骨灰的安置情况，即可看出逝者的行政级别。

安葬在八宝山革命公墓的不只是烈士和一定级别的官员。北京市殡葬管理处处长吴增祥说，像李克农上将的父亲李哲卿老人和掩护过老一辈中央领导同志的夏娘娘等早期对革命做过重大贡献的人物，也获准在革命公墓安葬。

一个特殊案例是，《革命公墓安葬暂行规则》还未执行时，中共早期领导人任弼时即因病去世。他被葬在八宝山东部的坡顶上。任弼时墓被称为八宝山革命第一墓，占地300多平米，水泥方砖铺地，汉白玉墓碑，几十个工人赶工数月才完工。任弼时墓建成后，曾有专门的武装警卫把守，群众无法接近。一直到1955年，守卫的部队才撤出公墓。
在任弼时之后，八宝山再没有如此大面积的墓穴了。随着逝者增加，不要说墓地，就是骨灰堂的空间也变得日益紧张，虽然周恩来曾指示“位置改小，盒子改小，层次加多，允许拿出，投水入地”，但到了1974年，全部骨灰堂也只剩下30多个安放骨灰盒的空格。后来，革命公墓又建立了更节省空间的骨灰墙。

八宝山革命公墓管理处一位科室负责人说，目前每年约有千人左右安葬在革命公墓，革命公墓的空间紧张，加上缺少拨款，需要经营收入来源。“只能认钱不认人”，他说，“（入葬人数）靠价格杠杆控制。”

这位科室负责人说，骨灰墙按不同的层级收取不同的费用，大概20年4000元左右。而安放骨灰的墓穴，从最初的1万多，涨到现在最少20万元/20年，而有些墓穴则达六七十万元。所以现在的墓穴大小主要是和交钱多寡有关。

在八宝山革命公墓，记者看到，仍有工人在雕刻墓碑。1989年去世的艺术大师李可染的坟墓格外引人注目，周围很多省部级以上领导的墓穴远不及它来得壮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