悼念“文化”范敬宜

        11月21日上午，在初冬的呼啸寒风中，笔者和《传媒》杂志社的两位负责同志，与首都新闻界、文化界的上千位人士一道，在八宝山革命公墓大礼堂向人民日报原总编辑、清华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现任院长范敬宜同志挥泪告别。范老是有恩于研究所和《传媒》杂志社的。这几年，岁末年初所里和《传媒》杂志社为业界主办“中国传媒创新年会”，邵老（邵华泽）和范老总要到会上为我们坐阵、鼓劲。范老有几次其实是“带病作业”。记得《传媒》的一些重要文稿，也得到过范老的支持与指点。再往早里说，那还是笔者当年在中国新闻出版报社工作的时候，因为评比党报编校质量的缘故，也因为若干新闻研讨会的缘故，受报社负责同志委托，多次请过范老参加我们的会议。尽管我们也知道人民日报系党和国家重大部署与重大事件报道和舆论工作于一身，有多少紧急文稿及特别任务需要他殚精竭虑、呕心应对，但他总是能够如期到达。有一次是周日早上，我到大门口接他上楼，看见他是打了出租汽车赶过来的，他说，让司机多睡会觉吧。钦佩之情，油然而生——要知道他是我们共和国第一党报的总编辑呵！

　　告别仪式上，看到了对范老生平介绍回顾的文字，告别仪式后，也陆续在媒体上读到了纪念范老的几篇报道和评论，感觉到份量较重，也有内容，且记者们的感情也浓浓地饱含在文中。不过，唯一感到不满足的是对范老的新闻功绩着墨尚可，但对其在文化理性方面的造诣落笔太少。而在笔者看来，恰恰是后者的功底托撑着前者的靓丽，或者换句话说，范老在新闻事业方面的枝繁叶茂、果实累累，正是因为在文化理性方面的修炼有着很深、很厚的积累。两者初看是因果联系，继者则可以说是现象与本质的关系。

　　为什么他能有“莫把开头当过头”那样的开山之作、成名之作？为什么他能有“顺应时代、顺应人民”，“离基层越近，就离真理越近”，“苦难是一种不幸，但苦难有它的两面性，会有一些偏得，会有你在平常情况下得不到的东西”等等诸如此类的真知灼见？为什么他干一处，红一处，能把中央大报的新闻业务工作搞得风生水起，能把新闻教育工作搞得虎虎有生气，就是因为他有着长期的文化理性修炼，有着很深厚的文化功力。你看：连批评某些记者的浮躁作风，也充满着文化气息和文化调侃：“朝辞宾馆彩云间，百里万里一日还，群众声音听不到，小车已过万重山”，这是多么的诙谐，又是多么的和风细雨！温习这些作派，我们就不难理解为什么在好多时候，范老不无担忧地批评不少新闻作品缺乏文化感染力，一些新闻工作者缺乏“文胆和文气”了。就不难理解为什么他给清华学子开设“新闻与文化”课程。云杉同志说他“为政为文两从容”，“满腹诗赋生花笔”，是很有见地的。
　　认真追溯起来，范老的这种文化修炼的功夫，发端于他的少年时代。当时母亲看他自幼多病，不能正常上学，担心他虚掷光阴，就让他拜师学画，练书法，读古诗，结果督他打下了这方面的文化基础。他天资聪慧，进步神速，后来就一直在这方面有所造就。2001年出版的《范敬宜诗书画集》选录的就是他从13岁时起的约百件诗词、散曲、书法和国画作品。而一些历史统计告诉我们，我国从古代一直到今天，凡诗书画有造诣的人一般也有文史哲方面的气质，而这种“文史哲”方面的气质往往在很大程度上影响到了他自己做人的品格和作文的品位。他虽然把自己在这方面的成就称之为“余事”，但他又承认这会对新闻工作产生潜移默化的作用，经常审时度势、谋篇布局之际，会给人以灵感和启发。悼范老，我想我们是否也像范老那样，更文化一些。或者说从新闻追溯到文化，从文化方面找些更有深度的东西，继承之、发扬之、广大之。比如良好的文化修养、文化教养，应该从娃娃抓起，从家庭抓起，如果我们自身已经误过了家庭教育期，能否利用好对后来者的家庭教育期；其次，亡羊补牢，为时未晚，如果我们过去在这方面很有欠缺的话，那就应利用尽可能的主客观条件，通过读书和写作的环节，修炼自己，使自己和自己的同志，“文气”浓烈些、深厚些。即使不能饱读诗书，也要尽可能增加自己的文化元素，滋养我们的新闻出版事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