怀念中国知青杰出代表——俞自由

     3月29日夜和30日上午，我分别接到王曼影和叶儿村长发来的短信，告诉我深受广大知青尊敬的蒙城上海知青俞自由于29日晚8时13分逝世。

     对她的逝世，我深感悲痛，自去年春天，她被确诊为癌症以来，在病榻上与病魔作了近一年的顽强的搏斗，在这个多雨的春天里，她终于离开了我们。此刻，她的亲人们，特别是“与子执手一辈子”的赵国屏先生，还有蒙城知青和蒙城的父老乡亲一定沉浸在无限的悲痛中。我在千里只能希望他们能节哀顺便，让我们用万朵素花为她送行。俞自由的一生是奋斗的一生，无论是在知青时代，还是在后知青时代，她都是时代的弄潮儿，从来不向强权低头，。她有远大理想，又脚踏实地，她是优秀的知青领头人，在她的心中永远装着父老乡亲。俞自由是中国知青的杰出代表之一，这个口碑不是官方授予她的，这是她一生的奋斗和人格魅力获得来自民间的广泛的尊敬与认定，她的一生是一座丰碑。

    两年前，我从上海知青网了解到以俞自由为代表的蒙城上海知青与众不同的上山下乡经历。这是多年来，我对全国各地知青上山下乡历史研究，一个非常不同的群体，特别是对俞自由的经历产生了兴趣，很想采访她。但是，在那一段时间，她在海外讲学。2009年8月在黑河遇到蒙城知青联谊会秘书长朱正刚，与他约定，11月，我来上海崇明岛参加第三届知青文化节，一定去采访俞自由。11月20日，在深秋的寒雨中，我到达上海。住下后， 9点半钟，蒙城知青联谊会副会长陈嘉林开车来接我，去桂平路小区看望俞自由赵国屏夫妇。去年我从上海交通大学万漫影处获得一本《回望蒙城》，深为在蒙城插队的上海知青在农村阶级斗争，生产斗争和科学实验三大革命中发挥作用的事迹所感动，其中陈嘉林写的《回忆与思考》具有比较深刻的反思，给我留下较深的印象。他在蒙城曾经担任公社党委副书记，返城后在市劳动局工作，以后下海创办了一家工程公司，业务做得很大。

    我早在1973年就知道俞自由了，她是上海知青的样板，她的事迹刊登在当时各大报纸上，我一直在想，如果文革不结束，知青上山下乡运动仍然继续下去，以俞自由为代表的蒙城上海知青群体将是实现毛泽东乌托邦理想，以先进的城市文明改造贫困落后的中国农村的一支最富生气的力量。他们有理想有知识，而且全部是依靠踏实苦干，来联系，影响广大农民，与农村腐朽落后势力作斗争，带领他们走致富之路。我一直以为俞自由群体可能是当时国务院知青办或上海市革委会树立的一面旗帜。前几年，我从上海知青网浏览了蒙城知青的许多文章，特别是俞自由写的《相知永恒》深深地感动了我，才知道她在担任蒙城县委副书记后，在当时的路线教育中由于坚持原则，弘扬正气，打击了农村干部队伍中的歪风邪气，获得广大农民群众的拥护。

    文革后大多数知青返回上海，俞自由仍然留在安徽，调到天长县担任县委副书记，分管工业，由于她与上海的密切关系，天长的工业发展很快，她被安徽省经济委员会看中，要调她去担任处长，当时的安徽省委组织部长从中作梗，给她穿小鞋。此时她和赵国屏已经结婚，赵已经在美国留学。俞自由决定辞职去美国陪读。她说；“我相信，天长和安徽如果没有我这个副县长，仍然可以找到比我更合适的副县长，但是我如果失去赵国屏，可能就再也找不到更好的丈夫了“，在安徽的地方领导的帮助下，俞自由于1985年去美国陪读和留学，经过8年的奋斗，原先不识英语的俞自由获得经济学博士学位，回到上海交通大学担任经济管理学院常务副院长。再一次在人生舞台上站起来。

    最使人感动的是她和赵国屏至死不渝的爱情，赵国屏的父亲是最后一任国民党上海市长赵祖康，虽然在解放后一直担任上海市政协副主席，但是赵国屏一直被列为可以教育好的子女，他和俞自由一同在蒙城插队，同风雨，共命运，在那块贫困的土地上两人相知相爱。1979年已经担任县委副书记的俞自由，冲破世俗观念，与赵国屏结婚，执子之手相爱一辈子。1985年赵国屏写了一首长诗送给仍在国内的俞自由，最后四句是；”但需情意两相通，地久天长会重逢。霜雪更比青丝美，相知相爱乐无穷“。俞自由的家是一套花园别墅，今年她查出患有肺癌，现在已经到了第四期，大半年来，在大家的关注下，她获得最有效的治疗，因为赵国屏现在是中科院的院士，担任国家人类基因南方研究中心主任，他正领导一个团队在攻克治疗癌症的药物。俞自由明天就要去北京接受治疗。所以把接受我的采访安排在今天，我首先表达对他们夫妇的敬意，祝她早日恢复健康，本来想只坐半个小时就告辞，怕影响她的休息。不料俞自由不让走，她今天的身体和精神状态都很好，我们交谈了很长的时间，蒙城知青联谊会的孙小琪，朱正刚，薛松鹤也在座。我表达了我的观点，在我对中国知青历史的研究中发现，以俞自由为代表的蒙城知青是一个特殊的群体，你们在蒙城的大有作为是在践行毛泽东的乌托邦理想，即以先进的城市文化改造贫困落后的中国农村面貌。俞自由和她的插友详细介绍了他们在蒙城的经历并且反思其政治学，社会学意义。同时，他们也实事求是地匡正了我对他们这段历史认识与评价的一些误区，因为历史与其发展趋势是不能假设的。他们告诉我，自1971年后，一大批上海知青被推上蒙城县各级领导岗位，并非国务院知青办和上海市委的安排，而是当时支左的6408部队以后担任安徽省委领导的策略，这些军队干部也是外来者，他们对经过大跃进，“三年自然灾害”和文革前的“四清运动”折腾的安徽农村和基层干部队伍是有些了解的，所以想利用来自上海，代表先进的城市文化的知青为改造和建设安徽的新农村发挥积极作用。留下有待后人研究的一段极为厚重的历史。他们接受我的建议，要抓紧时间抢救资料与记忆，以口述体的形式，编写出版一本图文并茂的蒙城知青回忆录。中午，俞自由的几个亲友来帮忙做了一顿家常便饭，十几个人围桌而坐，其乐融融，体现了天下知青是一家人。最后我和俞自由夫妇合影告辞，我祝福他们：上帝会保佑你们的。

    现在，俞自由离开了我们，但是，她的精神将永远激励我们。她在我们心中。同时，我们也期待蒙城知青们完成她未竟的工作，编写一本图文并茂的蒙城知青回忆录，给我们的下一代留下一份珍贵的历史资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