韩愈为人写墓志铭一字千金

韩愈手迹题刻
 
　　中国最大的主流和民间两栖写手，当属唐代的韩愈了。他创作题材广泛，长短不一，有报告文学，如《平淮西文》、《张中丞传后叙》；有墓志铭，如《贞曜先生墓志铭》、《南阳樊绍述墓志铭》； 有祭文，如《祭河南张员外文》、《祭柳子厚文》；还有碑文、厅壁记等。韩愈好友刘禹锡在纪念他的悼文里说：“公鼎侯碑，志隧表阡，一字之价，辇金如山。”这如山的辇金，赚的是死人钱。不是韩愈贪婪，而是时人甘愿“奉献”，算作稿酬吧。

　　为什么有那么多达官贵人，家里死了亲人要找韩愈歌功颂德呢？原来，在当时的长安城里，盛行请名人学士为已故亲人撰写碑文、墓志铭或祭文的习俗。对于一些有钱有势的人来讲，家里死了亲人，如果不请或请不到当时最有名望的作家为其撰写墓志铭，那是会令人耻笑的。

　　当时韩愈名声最大，作文最好，又是文坛领袖，还愿意为死人“效劳”，更重要的是韩愈写的报告文学、墓志铭、祭文等十分感人，他能把死人写得比活人还活，搜肠刮肚写尽好词，说尽好话。所以，请韩愈操刀的达官贵人最多，韩愈也因此收入丰厚，远在俸禄之上。由于韩愈“来者不拒”，抢了别人的生意，断了别人的饭碗，再加上他尽替死者说好话，所以有人不满，悄悄地说他坏话，让他落下一个“谀墓”之嫌。但这一切却无法撼动他在文坛上的地位。

　　《唐才子传》里记载了一则小故事，耐人寻味。说的是一个叫刘叉的年轻寒子，素日里极其钦佩韩愈的学识和为人，非常想见见这位大学士。于是，他决定登门拜访。韩愈十分高兴，不仅亲自接待，还和他一起切磋古文之道。随着交往次数的增多，刘叉也就少了当初的拘谨。有一次前来韩府，主人不在，他就随便到韩愈的书房走动，发现书案上有个陶罐，里面装了许多铜钱。刘叉心想，这钱来得也太容易了，不就是为死人写几句好话嘛，我也不赖。可惜我没地位，没人请我，徒有羡慕而已。临走一想，反正就是讨好死人的钱，还不如让我拿去兑点酒喝，暖暖身子骨。于是，顺手牵羊，装入衣兜。回家一称，嘿，竟然有好几斤重！够他喝上一年半载的了。如此可见韩府到处都是“谀墓”之钱，足见当时“谀墓”之风尚。

　　在韩愈的“谀墓”之辞中，也有不少是为地位卑下的小吏和落魄文人写的。这些墓志铭最耐读，一反“谀墓”之习气，成了可亲可近的人物速写。因为韩愈能够从墓主人的许多生活细节中提炼典型材料，如感人事迹、谐闻趣事等入文，读来倍感亲切或令人喷饭。在这些墓志铭中，韩愈刻画出了一个又一个怀才不遇、心胸磊落的寒士形象，并藉以抒发自己对世俗的看法和对政见的表态。在这些墓志铭中，韩愈还寄托了自己的思想和观点，如《试大理评事王适墓志铭》中的“有所为有所不为”的想法和《南阳樊绍述墓志铭》中的文学主张等。

　　另外，名家之间也有相互“吹捧”的碑文墓志，如韩愈为柳宗元、孟郊等写的墓志铭，即属上乘。韩愈自己死后，也有许多生前友好为其树碑立传，为其“谀墓”。皇甫湜为他写过墓志铭和悼词，刘禹锡为韩愈写过悼念文章。

　　韩愈确实写过不少纯粹的“谀墓”之作，言过其实，一是对方的盛情难却，二是对方的润笔丰厚，真的让韩愈“人在江湖，身不由己”了。事实上，尽管韩愈位高权重，友人众多，但还是遭到当时一些人的讥讽和贬斥，这也是不可避免的。

　　名利兼得，是韩愈一生的最成功之处。苏轼称他“文起八代之衰”，后人推崇他为“唐宋八大家”之首，足以见得他在文学史上的地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