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韩愈为人写墓志铭一字千金

中国最大的主流和民间两栖写手,当属唐代的韩愈了。他创作题材广泛,长短不一,有报告文学,如《平淮西文》、《张中丞传后叙》;有墓志铭,如《贞曜先生墓志铭》、《南阳樊绍述墓志铭》; 有祭文,如《祭河南张员外文》、《祭柳子厚文》;




韩愈手迹题刻
 
  中国最大的主流和民间两栖写手,当属唐代的韩愈了。他创作题材广泛,长短不一,有报告文学,如《平淮西文》、《张中丞传后叙》;有墓志铭,如《贞曜先生墓志铭》、《南阳樊绍述墓志铭》; 有祭文,如《祭河南张员外文》、《祭柳子厚文》;还有碑文、厅壁记等。韩愈好友刘禹锡在纪念他的悼文里说:“公鼎侯碑,志隧表阡,一字之价,辇金如山。”这如山的辇金,赚的是死人钱。不是韩愈贪婪,而是时人甘愿“奉献”,算作稿酬吧。

  为什么有那么多达官贵人,家里死了亲人要找韩愈歌功颂德呢?原来,在当时的长安城里,盛行请名人学士为已故亲人撰写碑文、墓志铭或祭文的习俗。对于一些有钱有势的人来讲,家里死了亲人,如果不请或请不到当时最有名望的作家为其撰写墓志铭,那是会令人耻笑的。

  当时韩愈名声最大,作文最好,又是文坛领袖,还愿意为死人“效劳”,更重要的是韩愈写的报告文学、墓志铭、祭文等十分感人,他能把死人写得比活人还活,搜肠刮肚写尽好词,说尽好话。所以,请韩愈操刀的达官贵人最多,韩愈也因此收入丰厚,远在俸禄之上。由于韩愈“来者不拒”,抢了别人的生意,断了别人的饭碗,再加上他尽替死者说好话,所以有人不满,悄悄地说他坏话,让他落下一个“谀墓”之嫌。但这一切却无法撼动他在文坛上的地位。

  《唐才子传》里记载了一则小故事,耐人寻味。说的是一个叫刘叉的年轻寒子,素日里极其钦佩韩愈的学识和为人,非常想见见这位大学士。于是,他决定登门拜访。韩愈十分高兴,不仅亲自接待,还和他一起切磋古文之道。随着交往次数的增多,刘叉也就少了当初的拘谨。有一次前来韩府,主人不在,他就随便到韩愈的书房走动,发现书案上有个陶罐,里面装了许多铜钱。刘叉心想,这钱来得也太容易了,不就是为死人写几句好话嘛,我也不赖。可惜我没地位,没人请我,徒有羡慕而已。临走一想,反正就是讨好死人的钱,还不如让我拿去兑点酒喝,暖暖身子骨。于是,顺手牵羊,装入衣兜。回家一称,嘿,竟然有好几斤重!够他喝上一年半载的了。如此可见韩府到处都是“谀墓”之钱,足见当时“谀墓”之风尚。

  在韩愈的“谀墓”之辞中,也有不少是为地位卑下的小吏和落魄文人写的。这些墓志铭最耐读,一反“谀墓”之习气,成了可亲可近的人物速写。因为韩愈能够从墓主人的许多生活细节中提炼典型材料,如感人事迹、谐闻趣事等入文,读来倍感亲切或令人喷饭。在这些墓志铭中,韩愈刻画出了一个又一个怀才不遇、心胸磊落的寒士形象,并藉以抒发自己对世俗的看法和对政见的表态。在这些墓志铭中,韩愈还寄托了自己的思想和观点,如《试大理评事王适墓志铭》中的“有所为有所不为”的想法和《南阳樊绍述墓志铭》中的文学主张等。

  另外,名家之间也有相互“吹捧”的碑文墓志,如韩愈为柳宗元、孟郊等写的墓志铭,即属上乘。韩愈自己死后,也有许多生前友好为其树碑立传,为其“谀墓”。皇甫湜为他写过墓志铭和悼词,刘禹锡为韩愈写过悼念文章。

  韩愈确实写过不少纯粹的“谀墓”之作,言过其实,一是对方的盛情难却,二是对方的润笔丰厚,真的让韩愈“人在江湖,身不由己”了。事实上,尽管韩愈位高权重,友人众多,但还是遭到当时一些人的讥讽和贬斥,这也是不可避免的。

  名利兼得,是韩愈一生的最成功之处。苏轼称他“文起八代之衰”,后人推崇他为“唐宋八大家”之首,足以见得他在文学史上的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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